在如此的社会氛围下，民仇视军，军与民为敌，甚至民与民为敌，怎么可能不是一盘散沙。
在这样的情形之下，实际历史中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崇祯四年十一月的吴桥兵变，孔有德等人奉命带去支援关宁，带的不过只有区区一千明军。
军饷不足，士兵饥寒，因为抢了一只鸡的问题，整肃军纪，导致军队哗变。
但军变之后，他们打回登州，形成的叛军队伍，最高可达八九万人。
这近十万人的队伍，就是在登州的辽东难民组成的。
原本明朝的官大多以为东江的兵疲弱不堪，不过是一群空吃军饷的草包而已。
结果叛军守登州，守了足足一年多，从崇祯四年一直守到崇祯六年初。
明军死活就是打不下来。
不得不辛酸承认这些东江兵将能力强的出乎意料：“诸贼久在关外谙习历练，城守事事有法。”
期间叛军还四处出击，各处烧杀劫掠，搅得一片狼藉。
民间财富损失换算白银恐怕四五千万两白银都不止了。
经过一年多明军围剿打击，最后叛军从海上带到后金的还有两万人。
孔有德、耿仲明这些在明朝被鄙视的东江中下层军官，只能带领一千多人的队伍。
到了后金那边，却被封王。
真是天差地别的待遇。
后金对毛文龙的东江部下的重视程度在明朝官员那里，一定是难以理解的。
因为大部分明朝官员一直就觉得毛文龙的东江，不过是可有可无，空耗钱粮的赘疣。
明朝官员拼命主张裁减东江军队，认为军队多了就是负担。
结果被裁减下来，这些人最后还是当了兵。
只不过从打击建虏的兵，变成打明朝的兵了。
明朝官员心心念念的东江移镇，以为东江的兵在海上没用，移到其他地方才有用。
结果就是把本来打击后金的力量生生变成了打击自己的力量。
登莱一带从明朝的大后方，变成了大溃疡。
这一出一入，相差多少？
何其可悲，又何其可恨！
明末许多官员的行为逻辑就是省钱，省钱。
他们认为省钱就能减轻百姓负担。
结果省到最后，又何尝省钱？
光靠皇帝一个人在上面呕心沥血的维持，又怎么可能取得好的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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